2023年10月31日，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名女教师吕某留下遗书后去世。据其家属提供的遗书，吕某自称，做小学班主任后，自己仿佛进入了一只“牢笼”，除教学工作外，应对上级检查、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的压力，让她不堪重负。
“我从来没想过，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，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，但是学校的工作，学校的活动，领导的检查，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，牢笼一点点缩小，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。何时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? 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？”
而更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，在围绕此事的相关讨论中，有许多声音是来自基层中小学教师，其内容大多直指学校内教学外杂项事务的琐碎、繁重。
四川一所公立小学的低年级语文老师告诉南风窗，自己有一个每日携带的笔记本，上面满满当当记着的全是与教学无关的琐事。而贵州一名24岁的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则感受到，“所有事都比上课重要”。另有一名小学三年级班主任，甚至曾不堪重负意图轻生。
南风窗记者正常采访了多名中小学教师，一些概念被他们不约而同提到，比如学校要求每一样事务的完成“必须留下痕迹”，比如成为教师后的他们，发现“上课成了最轻松的事”，比如，他们中不少人都曾经历严重焦虑、心理崩溃甚至是轻生。
在作为基础教育单位的中小学内，也许比公众想象得更严重。隐秘处的扩张和网络，最终塑成了这样一种如今看起来离奇古怪的局面——老师和学生都不快乐。
孩子们被剥夺了课间休息的短暂十分钟，老师在课外忙得不可开交，二者之间有一层隐藏的错位，理应由双方一同致力的教与学本身，却被挤压到不知去处。家长们则站在其外，抱着不解和担忧，凝视着这一畸变的关系。
更多夹缝中的基层中小学教师，被困在“师而不教”的繁冗牢笼里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声音。
今年十月的一天，南方某城市一小学的班主任刘晴吞下了一整盒安眠药。幸好，没多久就被丈夫发现并叫了救护车，刘晴被救了回来。那段时间，刘晴因长期神经衰弱无法入睡，精神时刻处于崩溃边缘。
硕士毕业后，刘晴进入一家私立小学，教数学，同时还是班主任。然而，工作这几年来，刘晴发现，自己在学校里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做着与教学无关的工作。
随时突袭的开会、检查垃圾桶、强制性公开课、各种培训、各类表格、黑板报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，没有午休，憋两个小时不能上厕所，却不是因为上课，“上课反而成为了最轻松的事”。
每周还有一个晚上，刘晴得给新老师们做培训。培训内容有但不限于软笔书法、硬笔书法、班主任守则……“培训了四年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我听了四遍”，没有一点新东西。
班主任身上的担子比其他学科老师更重，但溢出来的工作量大多与教学无关。当班主任的第一年，刘晴每周要抽出一天外出培训，于是那一天只能与别的老师换课。结果是——五天课时量硬生生压进四天上完，备课时间更是一缩再缩。
作为数学老师，刘晴还必须负责盯紧每个月的班级黑板报，如果学生完不成，她就要自己花钱买贴纸贴上去。
课余时间，校领导每天都在巡查，“小到一个铁钉，大到设施损坏、地板湿了之类，都会立刻改进排查”。
形式化的任务，外延到保障学生们的安全，落到老师们头上，则是各种和“安全”有关的任务。除了数不清的安全会议和会议记录，刘晴还得监督学生完成安全教育平台，“（要求）每个班完成率超过90%，不然扣绩效”。
即便不是班主任或其他主科老师，只要身在类似体系内，一名年轻教师也不难感受到大大区别于想象中的职业底色。
比如在贵州一所小学任心理健康老师的冯然。冯然今年24岁，刚入职当老师一年，要负责六个年级所有学生的心理健康课，每周加起来有12-14节课，基础工资加上绩效考核，月薪维持在4000多元。
固定课时虽然不多，但冯然感觉自己“所有时间都被填满了”。公开课、教研、开会、写材料、学生的资助申请和医疗保险等等，“全都要通过老师”。
采访这天下午，他就花了两节课分别听公开课、评价公开课，又花了两节课替学生填报贫困资助的材料。小地方不少学生是留守儿童，家里老人不识字，于是，这些事项还是只可以通过老师。
大多数时候，冯然感觉自己的职位并不是老师，而是生活老师——中午帮学生打饭，守学生午休。或是文案秘书——任何大小事都牵扯出一堆需要填报的材料，比如家访资料、学生的医疗保险申报单。
比如课间跑操，几乎每一天都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比如“集合不够迅速”“声音不够洪亮”“队伍不够整齐”……这一些都会被领导一一点名批评，然后“有问题”的班级集体留下来，占用上课时间重新跑。
成为小学班主任的第四年， 四川一所公立小学的语文老师俞添记完了好几个本子，本子上全都是平时需要处理的琐碎杂务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洗澡的时候，刷牙的时候，俞添就会想起这些事情，然后迫不及待记下来，怕忘了。“每天本子上的清单都是一堆”，与教学无关。
其实俞添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，入职现在这所小学后，竟因为学校里缺语文老师，被调剂去教了语文。
入秋以来，俞添每天都在天黑后下班，因为她带的班级马上要参加学校安排的每周一次集体汇演，各班准备节目，每天放学，学生们都要排练，俞添得守着，除了基础的纪律问题，还应该要考虑各种“道具，队形、手势舞、合唱……”
对俞添来说，刚开始当老师后，最紧迫的就是纪律问题而非成绩问题，因为学校对这方面抓得特别重。一天，年级主任找到俞添，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质问她：“隔壁班的班主任也是（和你）同一批进来的，为什么你们班纪律特别差？”
上个月，俞添生病发烧，晚上加完班后，九点半去医院挂水，一直打到快十二点。她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被班上一个学生家长评论道：“明天上课了，还中招了。”附加一个无语流汗的表情。
今年开始，班主任刘晴的任务量也有增无减。每周一次的教研活动后，她要上交的材料，从原先的“一份学习单、一份PPT、一份教案”，变为了“一份学习单、一份PPT、三份教案、一份反思和一张练习题”。
为了交出三份不一样的教案，刘晴需要反复修改教案的字句、流程，思考怎么修改才能让每一份都不一样。而学习单，实际上就是将书本上的习题和内容打印到纸上。要求数学老师出的那张练习题，也仅仅是为了交材料而出的习题，并不会发给学生写，“他们也写不了这么多”。
“留下痕迹”——这四个字也被教心理健康的冯然反复提到。虽不是主科目教师，但冯然依然感受到学校对教师的期待与要求，就紧紧围绕这四个字。甚至“做事情”不是最重要的，“留下痕迹”才是。
开一次会、听一堂公开课、帮助一名学生申请贫困资助，全都要白纸黑字地撰写记录和报告。每周五，所有老师都要参加一次“思想学习整顿”，每次讲一个钟头，课后，任何一个人都要写一份思想报告。
不在课堂上的大多数时间，冯然就在干这些事情，常常“无缘无故就忙了一整天”。
很多时候，冯然、刘晴和俞添都陷入同一份被迫自洽的逻辑：新人老师就该接受各种锻炼的，在教师这一行，资历某一些程度能决定地位，而地位又意味着某种自由。
不仅在小学，中学老师也面临类似处境。安徽一所职业中学的历史老师陈妍，就在入职后被要求挂职行政岗位。她是班主任，至少得挂职两年。
“挂职行政”是这么一回事：每天都要去办公室打卡，“但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任务给到我”，一些琐碎工作比如端茶倒水，送材料接材料、会议记录，写新闻稿，都属于陈妍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得负责处理学生资助问题，心理问题，等等。
每周日下午，班主任都必须到校开会，“可能领导会安排讲一些话，但那些话明明是可以在群里发个消息讲一下就完了。”但一定要坐在会议室里，听讲、拍照，前前后后花费一个小时，后续再让老师花1-2小时整理会议记录。
29岁的初中物理老师何铭在当老师之前，满心以为教师应该是个“有神圣使命感的职业”，直到现在，他还是这么认为。只不过，日常中总有一些东西，干扰他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，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所研究和拓展的老师。
比如没完没了的会议。每周五下午开一次，讲讲办公室教学楼卫生，还发明出一个老师课间值班制度，即要求教师们戴着红袖章，检查是不是有学生在课间做出不文明行为，看看有没有危险情况，得拍照、打卡、上传。
何铭觉得荒唐，“不打卡又不会怎样”，但他听说好像是与绩效挂钩，至于怎么个挂钩法，何铭也没搞明白过，“反正我就是没有做，因为其他学校都没有搞”。
在陈妍看来，“教师是一份需要信念感的工作”，当这份信念感主动或被动破灭，很多事情就一下子崩塌了。
陈妍的崩塌发生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五，下班后，陈妍还没离开办公室，忽然不可自抑地崩溃大哭。
其实那天和任何日常一天一样平淡无奇，陈妍认为，导致自己崩溃的原因可能是“觉得无论我怎么做，都摆脱不了的那种无力感”。无力感的来源，包括但不限于怎么做也做不完的琐碎工作，与教学完全无关的行政任务，不了解什么时候就会从天而降至自己头上的人情世故杂碎……
难以缓解的焦虑其实早就开始了。当老师一年后，陈妍常常在开完会不自主地心慌、腿软，甚至忍不住哭泣。有时候走到行政办公室门前，还没进去，就会感觉心跳加速。
异常的心跳也常发生在夜晚。今年开始，陈妍不止一次因此失眠至凌晨四五点，翻来覆去的夜晚，感觉心脏突突跳。她去体检，报告上异常的数据密集而扎眼。
精神科医生给她开了治疗焦虑症的药物，她服用了一个月后便停下了，因为担心副作用。但心理咨询没有停下。目前，她已进行了五个月的心理咨询，共21次。
陈妍也反思过，是否与自己的性格有关？作为一个“i人”，她“害怕暴露在人前，不喜欢被推到一个地方去强制做什么样的事情”。但成为老师之后，太多事情都是被“逼着”去做的，常常身不由己，且力不从心。
比如一年一度的校运会。原则上，老师和学生一样可以自愿报名参与，但从小不喜欢运动的陈妍却被点名要求参加跑步，最后，她摔伤了两条腿。
还有评职称。陈妍主观上没有很想评职称，但各种规定与要求都在拖着她“必须想”，于是不得不忍受参加比赛、申请课题等一系列繁琐。“评职称是你唯一的前途”，陈妍说，“如果不评职称，你可能就是学校的底层人士”，成为底层老师，得到的排课会慢慢的少。
陈妍是在去年才拿到的教资，当时，她满心以为，“老师的主要任务是上好你的课”，只要这一样做好了，没有人会指责你。
她甚至开始怀念在公司上班的日子。“至少我相对有一个确定性，或者说掌控性，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，我就做这个工作。但学校里有很多事情是隐形的，它没有明文规定，但我就是得去做。”
可离开没那么容易。与学校的合约签了六年，如果提前辞职，陈妍需要赔付每年两万元的违约金。
何铭同样被违约金绊住了手脚。在三年合同期限内辞职，他得赔8万元。他想过，当下的处境或许是本校个例，换一所学校就会好了。
但他还是想当老师，他享受给学生传授物理知识的过程，教书育人是他心之所向。
只不过，由于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，非师范对口专业，摆在何铭面前的路并不多，大概率还是只有去初中。
不能离开，但何铭也不想认命。现在，他还是会在课堂上捕捉学生的目光。他安慰自己，至少还能有机会在课堂上讲解知识，至少还有人愿意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