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《许子东讲稿》，包括三本集子。第一卷《重读文革》包括我几乎全部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。第二卷选现当代文学批评文章。第三卷则汇集其他与电视有关的言论笔记。
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《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》。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“文革”便有些质疑，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（至少不会全是）“新”重新评论“文革”。在这本书里，我主要做两件事：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（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）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；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“”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“文本”。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评，缺陷疏漏当然不少。这次出版《讲稿》，大幅度修订增补。十年过去了，有关文章还是那么少，使我惊讶。于是认为这个题目的研究，不仅没有过时，甚至还没开始。
最近也常越界电视，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“文革”，“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”？这是他们的疑问。说实话，也是我自己的疑问。
首先，当然是个人记忆。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“”、北京女抄家时亲切的目光：“别害怕，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、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、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《东方红》乐曲声……
怎么办呢？生死在这个时代，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。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，可我就是不行。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，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，山崖旁路很窄……
这个炙手可热的英语单词，是我唯一不表反感的，原因是汉语没有确切的对应词，我们热衷于hold，不惜代价地Hold官位、财富、醇酒美人、洪水里的救生圈、股市里的垃圾股或潜力股，唯独不会Hold住自己生产的垃圾———我站在购物广场外，这般感叹。这一带，清洁工———穿着和紫荆花一般粉红的工作服的女子，刚刚清扫过，但我们约齐了似的，扔下垃圾；快餐店玻璃门前，有瓶盖两枚，吸管一支，餐巾若干张。往最善良的方向想，大家这样做，是生怕清洁工无事可干，进而被炒鱿鱼。若然，便要冠以“阶级感情深厚”的褒语了。
面前晃过一片白色———一位穿雪白衬衣的青年才俊经过，把一张小纸片扔在光洁的人行道上。这位受过大学教育，从事白领工作，相当文雅的男子，刚刚从附近的建设银行走出，随手处理掉轮候用的号码纸。
垃圾，垃圾，无处不在的垃圾。昨天坐车外出，归途所坐的巴士里面，一个座位下方，堆着金黄的柑皮，外加一个白色饭盒，这位在车上吃午饭加饭后果的乘客，真够利落！刚才路过一个流动水果档，一位也穿白衬衫的青年才俊在吃香蕉，边吃边把金黄的蕉皮扔在脚下，我暗暗祈祷：公平而仁慈的上帝，请赐他一个仰八叉（但以不摔伤为限）。垃圾桶在他的左前方，距离三米。
他们的过失自然小之又小，不好冠以丑化城市一类吓人的罪名。他们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———以手Hold住垃圾，坚持将之放进垃圾桶。为创文而殚精竭虑的官员们，为改造国民性而奔走呼号的志士们，且为全民做最小的好事———Hold住垃圾，做点建设性工作吧！
在深圳坐朋友的车，聊起开车违章扣分，很多时候，确实不是故意，而是没有看清交通灯或者是自己突然一糊涂，开错了道，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，被扣了分，虽然觉得应该，但依旧是觉得很是委屈，尤其是在内地，很多时候交通灯以及指示牌的设置，常常不太清晰。
朋友从国外回来不久，驾驶执照的分数已经被扣得差不多了，不过最近她发现了一个门道，原来一些洗车房有代缴罚款的服务，不过你每次需要多交350元的服务费，因为他们能够提供销分服务。
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，自然是认识掌握电脑记录生杀大权的人，而这350元，也可想而知，会被分摊。很好奇，谁拿大头，谁拿小头，有多少个人在里面分账？而且他们还有这样一个规矩，如果超过三次被扣分，那就不提供这样的服务，也就是说，违章的司机们，不能够累计了一堆扣分，才去找他们做这样的买卖。
朋友也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想到不能影响日常出行，这样的服务太着迷，而试过了一次之后，很坦率地承认，欲罢不能。毕竟不需要花时间亲自去交罚款，还不会担心驾照分被扣完不可以使用，我问我自己，如果香港也有这样的服务，是否也会抵不住诱惑？
当然，香港是不可能有的，因为没有人敢以身试法。犯法的成本太大，算下来，太不划算，而且大家都明白，在香港，法规不会是一纸空文，执法者可是很严格地在监管着的。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老老实实守法，小心翼翼开车。
笔者曾撰文批评过图书腰封上的不实广告语，腰封上还有另一道“风景”，常去书店的读者需要注意到：那就是拉一堆名人或专家来“联袂推荐”，以吸引购书者眼球。我曾因某名人推荐买回一本书，仔细一读，发现完全不是名人推荐的那么好，从此买书对腰封上的名人推荐，总是保持着似信非信的警觉。
真是愁坏了出版商，为了能把书卖掉费尽了心机。昨日到上海大学“学人书店”，专门对腰封上有名人推荐的若干图书做了一个小调查，发现此种促销手段效果几乎微乎其微。一部马尔克斯的传记，腰封上有大陆、港台六位著名作家“郑重推荐”，书店进了6本，只卖掉一本，还是我买的。有一本名为《声音乐团》的小说，推荐者有麦家、阿来、阎连科等七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，一问，进了10本，一本也没卖掉。另一本名为《好的生活没那么贵》的励志书，腰封列出41个名人和非名人“疯狂推荐！！！”，名字黑压压一大片，如同广场的阅兵方阵。结果书店进了30本，也只卖掉几本。一本书能否畅销，有其多种复杂因素，看来靠名人“疯狂推荐”也未必能使其“疯狂”。
近日我自己的一本书也遇到是否要请名人推荐的问题。这是一本对小偷犯罪心理进行社会调查的非虚构作品，名为《猫鼠博弈———小偷回忆录》，作家出版社责编来电跟我商量，能否请几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“联袂推荐”一下？我脑子里搜索了半天，实在想不出当下中国文坛的报告文学作家中，有谁能振臂一呼读者云集，只得建议责编：算了吧！感兴趣的读者不用拉名家推荐自会掏腰包，不感兴趣的读者请出奥巴马、麦当娜来也未必管用。还是让它自己到市场的海水里去游吧，能游多远就看它有多少体力。于是作罢。
这部郝杰导演的独立电影，成本只有30万元。显然，它不可能在视觉上给人震撼，但它也不像别的独立电影，努力想将自己变成一把刀子，却不知将刺向何处。它是简单的，它只想关注一个被遗忘的地方，一些被遗忘的人群。那是导演的家，导演的乡亲，郝杰自述动机很简单，就是要讲这些老光棍的故事。
农村题材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至爱。但《光棍儿》与此前的农村影像之区别，在于它不打算作一个寓言化的表达，它没有用一个村庄来象喻中国的野心。这反而让它颠覆了固有的农村印象。不少人看完都觉得：嗯，这跟我想象中的村庄不一样！倒不是说郝杰镜头下的农村才是真实的农村，而是此前被忽略的农村的多样性，借由《光棍儿》推到了观众眼前。
《光棍儿》里的村庄叫顾家沟。我不知道真实的顾家沟是不是如电影描绘的那样，但电影中顾家沟的权力关系确实很有颠覆性。公权力几乎为零，村长虽然在某些大事时出面，但基本上没有意见。村长的媳妇二丫是全村光棍的福音，一旦村长出去开会，他们就都获得村长夫人的雨露均沾。亲族关系在这里也不明显，没有族长，也不太有长幼亲疏的伦理等级。在这种近乎原始的权力状态中，整个村庄反而显得异常和谐，包括不多的现金资源的周转流动，都没有引发太强的矛盾冲突。
反而外界是危险的。老杨去城里卖瓜，被打被抢，去城里嫖娼，被骗被赶。城里的人来收西瓜，也需要村人联合起来与他们斗智斗力，才能把今年的瓜卖出去。从四川拐卖的女子，即使她没能像鸽子一样逃掉，也对原有的和谐结构造成了冲击。最后老杨让出了女人，年岁相当的俏三娶了她，你情我愿，年轻男女在夕阳中走回家。这一段是全片导演主观色彩最浓的段落。也许这是导演出来读了大学后的伦理认知，也许就是本乡本土的解决方式。就像片末的光棍同性恋段落，它是“先进”的观念，但也可能就是原初的认知，谁知道呢？多义性是一部好看作品的深层魅力所在。做到这一点，《让子弹飞》用了2亿元，《光棍儿》用了30万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