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，有一件轰动全国的非法吸收巨额资金案，很多聋哑人成为受害者。但在重庆市大渡口区，没有一个聋哑人被骗，因为这里是我为聋哑人普法最多的地方。
2018年1月，我在律所加班。凌晨2点，忽然有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加我微信，他们都是聋哑人。
我用手语视频沟通，了解了情况。这是一起专对于聋哑人群体的诈骗案。一些聋哑人被骗后，到公安机关报案，但沟通遇到很大困难。
重庆有个受害人知道我是全国唯一的手语律师，长期替聋哑人维权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他们都来找我。
“根据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对传销的定义，这样的运作模式，毫无疑问涉嫌传销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。”我很明确地告诉受骗的聋哑人朋友。
这属于刑事案件，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。我带上律所里的五名聋哑人助理，全力投入这起案件中。
当时我收到了一些威胁信息，有人说要买我的命。我开玩笑说这些人花那么多钱，我就一百来斤，算下来，我一斤可贵了。
收集证据很考验智慧。我找到两个坚定支持我的聋哑人朋友去诈骗公司总部应聘，一个担任文员，利用电脑技术收集各方往来数据；一个当保镖，悄悄拍下了很多重要现场的视频。
拿着厚厚一沓证据材料，顺利交给公安机关并且成功立案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2018年5月12日，13名嫌疑犯被长沙市公安局抓捕归案，受害人数约40万人，涉案金额高达5.8亿元。
我深刻地意识到，作为会手语的律师，聋哑人朋友把我当成了“救命稻草”。那一双双眼睛，眼巴巴地望着我的时候，我不能说百分百，但也感同身受。
1985年3月17日，我出生在重庆市大渡口，父母都是后天性聋哑人，小时候感冒发烧、服药不当导致的。
三个月大时，我被交给外婆外公带。我长大一点了，他们告诉我，父母害怕对我有不好的影响，不希望我进入无声的世界。
四岁那年，有个晚上，父亲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。被送到医院后，具体哪里疼，他也说不出来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心里很着急，帮不了一点忙。
外婆把我叫到病房外：“你一定要学会手语，等爸爸和妈妈老了，才能好好照顾他们。”
我父母工作的振兴金属厂，是重庆市接纳聋哑人就业的重点福利工厂之一。厂里的叔叔阿姨教我手语，只要教一遍我就能学会。
我偷偷学手语的事，被女厂长发现了。从此厂里开职工大会，五岁的我就坐在她旁边，女厂长比划手语给聋哑人职工看，我就翻译给健全人职工听。
上小学后，父亲的一位聋哑人同学从上海来我家做客。她做了一个手势，用手语问我是啥意思？我答不出来。原来，那是用上海方言手语表达的“上海”，与重庆方言手语的表达完全不同。
而大家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，是叫普通话手语，使用范围窄，和自然手语区别也很大。
那些年，重庆旅游业兴起，每个周末，我到重庆的地标建筑解放碑和朝天门那里，只要看到用手比划的聋哑人游客，就上前搭讪。遇上看不懂的手语，我就拿出本子让对方在纸上写说明。
这种“守株待兔”的方法，我从始至终坚持到高中，学会了全国七八个地区的方言手语。有一次我同时给外国人和聋哑人当翻译，在普通话、英语和手语之间来回切换，特别自豪。
2004年初，在高三的下半学期，数理化成绩一直优异的我做出决定——退学打工。
我的父母早就双双下岗，外婆外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。如今外婆生病了，却坚决不肯去看病，就为了留点钱给我读书。
我喜欢唱歌，嗓子还不错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去上海参加了“上海亚洲音乐节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”，竟然获得了最佳新人奖！我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，希望能依靠演唱赚钱。
人生地不熟，别说赚钱，生存都艰难。在走投无路时，我想起有一位同学考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。我试着去找他，寄住在他们的寝室。
上楼时，我发现每一层楼的垃圾桶里，都有我卖的饭盒。我好奇地掀开，很多盒饭都没动过。我马上明白了。那些同学想要帮助我，才每天买我的盒饭。
我还是想着要读大学。从北京回到重庆，我摆过地摊，做过酒保，攒够了学费。2005年，通过自考，我考取了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。聋哑人在法律和医疗方面遇到的阻碍最大，比较之后，我选择了学法律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被警方请去为一群聋哑嫌疑犯做手语翻译。在我之前，聋哑学校的老师试了半个月，但审讯工作没有多大进展。
我太了解聋哑人了。我用手语跟他们聊天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他们听说我的父母也是聋哑人，就觉得：你不会害我们，我们跟你讲实线分钟就让那些人开口了。
我开始了手语翻译的生涯，协助破获了上千件疑难的聋人犯罪案件和重大聋人犯罪团伙案件。
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在法庭上讯问聋哑嫌疑犯，要有专业翻译人员参与。
有一次，沙坪坝区一位老奶奶找到我，她女儿是聋哑人，一个多月前被指控偷窃一部苹果手机，即将面临刑事起诉。但奇怪的是，女儿在母亲面前坚称没有盗窃手机。后来我们到检察机关调取了审讯视频，观看的结果让我震惊。
原来，聘请的手语翻译根本没有把当事人的原意翻译出来。女孩一直表达“没有偷”，但经过手语翻译后，变成了“我偷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”。
笔录和女孩的表述为何会截然相反？问题就出在手语翻译上。因为自然手语中的“我”和普通话手语中的“承认”很相似。这样的误会造成相反的供词。
我将发现的疑点形成法律意见和辩护意见提交上去，最终检察官予以采纳，对聋哑嫌疑人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。
那些年参与处理过上千件聋哑人案子，我没见过一位会手语的律师。老天让我生在了一个聋哑人的家庭，接触到“无声世界”，老天是啥意思呢？我渐渐明白了。
我接的第一个案子，是为一名64岁的聋哑职工争取退休工资。他的老母亲跟我说，“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”我介入后，发现企业压根没有给他办理过退休手续。
我帮他打赢了官司。在步入65岁生日的时候，他拿到了退休工资，也把之前几年应当拿的给补上了。这个案子我没有收一分钱律师费。他拿到退休工资后，从超市里给我提溜了一包大白兔奶糖，还给我买了一条烟。
在替聋哑人维权的过程中，我用他们懂得的手语与他们交流，仔细地了解案件的事实和经过，形成辩护意见，并在法庭上用手语进行辩护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我还要见缝插针普法，让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清晰的认识。
一名中年聋哑男人，在公交车上偷了两万块钱。这是一位老奶奶给孙子的救命钱。没了钱，老奶奶的孙子肾衰竭死亡。庭审时，骂声四起，大家都指责这样的一个男人，这样的还配辩护？可我还是请求法官让我为被告人“说两句”。
原来这样的一个男人的两个聋哑朋友在自然灾害中死去，都留下了孩子，他盗窃，是为了给朋友的遗孤交学费。没有人在意他的动机，但这些不能听、不能言的嫌疑犯，也有发声的权利。
我研究过，很多聋哑人缺乏法律意识。比如他们对我的称呼不是“唐律师”，而是“唐法师”。也曾有一个高中毕业的聋哑人问我，“检察官、法官和律师有什么不同？”
2015年，我受聘成为重庆市大渡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法律顾问，每月给区里178个聋哑人开展手语普法讲座，还义务为残疾人提供诉讼案件代理和辩护。
每次开普法讲座，凡是来的聋哑人，我们发米发油、发鸡蛋。这一来就是几十、上百人，年龄从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不等。
普法讲座的效果很直观，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地区聋哑人群体的信访率。我有了一些成就感。但是，面对更多外地聋哑人发来的求助信息，我无能为力。
2016年，我拿出积蓄，委托软件公司研发了一款法律援助软件“帮众法律服务”，免费给聋哑人提供法律咨询。运行了两年，我发现一个弊端，软件只可以通过文字回答，而很多聋哑人只有初中文化，交流有障碍。
我又转向微信公众号。聋哑人不但可以观看普法视频，还能选择“一对一手语视频咨询”，解答更直观了。
但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。怎么样才可以有效地应对更多的聋哑人呢？我请来手语老师，为我们律所的几十个年轻律师上手语课。
为什么？他们是健全人，不具备聋哑人的聋人思维，不了解聋哑人的语法，没有聋哑人的语言环境。
那段时间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直在思考怎么办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：最了解聋哑人群体的人，不就是聋哑人自己？我何不让聋哑人学习法律，让他们参与聋哑人的法律案件？
2017年4月，我从重庆师范大学选拔了5位聋哑学生，让他们边工作边学习，用现实中的案例进行实战训练。
谭婷，1992年出生，老家在四川大凉山，上小学时，因为中耳炎导致神经性耳聋，口语水平也不断下降。谭婷到律所前，正在重庆师范大学读特殊教育专业，学习手语，也进行口语恢复训练。
谭婷非常能吃苦，从早上9点一直能学到晚上10点，她还要接待聋哑人的法律咨询。
我建议她参加国家司法考试。法考通常分两次组织进行，一次为客观题考试，顺利通过后可参加后续主观题考试。
经过准备，谭婷等五个聋哑人走进司法考场。这是全国第一批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聋哑人。
一个月后，踏入考场参加主观题考试的只剩谭婷一个人。她差了10分，没有通过司法考试。
第二年，我加紧对她和其他几位聋哑人的“魔鬼训练”。谭婷又进入考场，结果差了4分。
谭婷的父亲患癌症去世，在她第三次备考过程中，母亲也查出癌症。她想放弃。我劝她说，“你母亲治疗的全部费用我们来想办法，但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。你是聋哑人的希望。”
母亲躺在病床上也告诉她，“你不是为我而活，你应当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谭婷第三次走出司法考试的考场，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“唐主任，我考完了。我马上要去成都医院陪护妈妈。考得好不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整个考试过程，我一直是流着泪考完的。”我回复她的只有一句线月，谭婷终于通过司法考试，成为全国第一位通过司法考试的聋人。
我们律所的业务里，70%是健全人的案件，30%是涉及聋哑人的案件。只要聋哑人找上门，我一定会接，但办得越多，亏损越大。一个聋哑人的案子，需要好几个健全人的案子去贴补，有种“劫富济贫”的意思。
最近4年以来，我自己的房子、父母的房子，包括我买下的这个办公室全部抵押给银行，就为了支持聋哑人群体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同时照顾着8名聋哑人，他们都是被家庭抛弃的。我租了一个房子，给他们每人5000元，添置了卖手抓饼的推车，教他们去摆摊。后来卫生整治，我又把他们送去玩具厂上班。
这些年，我看到慢慢的变多的聋哑人进入到各行各业，有的开咖啡店，有的开洗车行，有的做快递和外卖小哥。虽然不能言语，但凭借自己能力挣钱吃饭的聋哑人慢慢的变多了。
以前称呼我“唐法师”，现在改叫我“唐律师”的聋哑人也慢慢变得多了，这说明坚持普法是有效果的。聋哑人遇到法律问题，全都首先找我们律所，这说明他们有了法律意识。
因为有手语专长，又常接聋哑人诉讼案，我被称为“全国唯一手语律师”。比起我这个“唯一”，我觉得全国约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更需要社会关注。
我愿做聋人的耳，做哑人的嘴，但我不想当“唯一”。我希望，在手语律师这条路上，我将不再孤单。
2021年1月10日，我与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的“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”开班，计划每年在新生中遴选 40人。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，针对健全人学法律和手语，手语学分22分，不及格就毕不了业。开设这个班的初衷，就是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手语、能够直接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专门人才。
如今，我有三个愿望，一是在未来继续推动成立全国性的手语翻译协会。二是希望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聋哑人手语审判庭，现在互联网办案很成熟，杭州就有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；利用先进的设备以及会手语的法官和检察官，组成面向全国的聋哑人手语审判庭，就能避免手语翻译不畅产生的冤假错案。三是希望既精通手语又精通法律的人才慢慢的变多。